1935年9月8日晚，在四川松潘的一个寂静夜晚，毛泽东来到了徐向前的住处。此时，红军在草地的行军之中稍微得以喘息，可红军两支主力之间却因战略方向出现了明显的分歧。毛泽东此次并未携带命令，而是希望听取徐向前的观点，期待这位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能够与中央共同踏上北上的道路。这场谈话的重要性，远远超出了一次简单的交流，其背后的意义与忧虑将深刻影响两位将领的命运。
几个月前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地区会师，徐向前首次与毛泽东相见。在此之前，两人分别活跃于不同的战场，前者在中央苏区指挥作战，后者在大别山区与川陕地区进行艰苦搏斗。徐向前的军事才能早已为中央所知。在鄂豫皖根据地进行反“围剿”时，他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法屡次击退敌人，而转战川陕后更是接连取得辉煌战绩。1935年6月，双方在夹金山下再度相聚，徐向前不仅指挥部队攻占战略重地懋功，更组织士兵制作草鞋和毛袜，向这支历经疲惫的中央红军供给物资，表现出了出色的指挥能力与深厚的人道情怀。
在7月中旬，徐向前与毛泽东在芦花见面，毛泽东握住他的手，赞许道：“向前同志，你辛苦了。”不久后，徐向前获得了一枚五星奖章。这份肯定对长期受张国焘领导并承受诸多质疑的他而言，具有极大的意义。他曾憧憬借助这次会师的机会调入中央，以解脱自己在复杂人际关系中的束缚。 ut88.com
然而，这份喜悦很快被兵力差距和领导权的争议所冲淡。张国焘在察觉到中央红军人数相对较少，红四方面军兵力占优后，开始变得主动要求扩大自己的权力并重新调整军事指挥。尽管中央对此做出了妥协，但北上的战略方向并未改变。毛儿盖会议上，中央决定向川陕甘地区挺进，认为该地区的人口多，资源丰富，交通便利，有助于建立新的根据地。徐向前参与讨论并对此表示支持，他深知如果红军沿着条件艰苦的地方南下，必然会在补给与发展上遭遇重重困难。
包座战斗正是在这种战略思维的影响下展开。1935年9月，徐向前成功指挥部队攻克包座，一举打开了北上的通道，并获得了大量武器和粮食。战局的变化表明，北上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选择，更是摆脱困境的实际机会。
然而，左路军迟迟未能渡过草地。张国焘一开始以涨水和粮食不足为由拖延，后来竟然明确提出要右路军南下。徐向前和陈昌浩联名向张国焘发电，劝其尽快北上，但局势未见好转。9月8日晚，在中央领导与徐向前和陈昌浩的商议后，决定再次发电促请张国焘。从毛泽东对徐向前的询问中，徐向前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压力：一方面是中央明确的北上方针，另一方面则是自己一手培养的红四方面军。 ut88.com
他没有明确表示会随中央北上，而是说：“两军既然会合了，就不宜再分开。”这句简单的话语，折射出他内心的深重顾虑。徐向前担心红四方面军的分裂，甚至忧虑部队内部可能发生冲突。在他看来，保全这支团队的重要性，似乎超过了个人的选择。
当晚，中央决定率领红一军团、红三军团北上。第二天，叶剑英从右路军指挥部出发并带走军用地图。徐向前回忆，当他得知这一消息时，愣住了足足半个小时。他选择不跟随毛泽东北上，但也未对中央红军开火。前线部队曾打来电话询问：“中央红军走了，要不要打？”此时，陈昌浩迟疑不决，于是请教徐向前。徐向前回答道：“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？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都不能打。”这番话帮助避免了局势的失控。
他并未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中的强硬部分，但也没有立即脱离红四方面军。他的选择充满矛盾：在军事上尽力服从组织安排，在政治上坚持维护中央权威，又在情感上割舍不下自己创建的部队。 ut88.com
此后，张国焘另立“中央”，徐向前明确表示反对。到1936年，红四方面军与红二、红六军团再度会师，张国焘的分裂做法逐渐失去了支持。西路军失利后，徐向前历尽艰难，于1937年6月抵达延安，重新见到了毛泽东。
面对西路军的损失，徐向前深感心理负担沉重。他向毛泽东检讨自己的责任，毛泽东却并未追究那次北上的决定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你回来就好。”多年后，徐向前仍将1935年9月未随中央北上的决定视作“抱憾终身”的错误。这并非战场上的简单失误，而是组织信念、部队情感与个人选择的交织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遗憾。
